“文革”期间，除了胡闹就是闲的无聊。一次同伴间随意的玩耍，有人对我说你知道桥牌吗，我说小时候见大人玩过，但不知怎么回事。又说那我教你呀，我说行呀。
哪有教材哪有书？他全部的桥牌知识都是他外交官的父亲解放前打牌得来再传给他的。他再教给我。“反正就这样”，这是他经常教导我的用语，我也只能照办。数牌点、看牌型、最好有长套、再最好有缺门、再再最好同伴有支持，这还不够？忘记说年代了，那是1968年，这已经是“天书”了！用到现在依然－谁敢不数点？谁敢不看型？谁又敢同伴无支持时独打？
从此，有了念想。有事没事的或打几副，或自己发个牌琢磨。这传统一直到七十年代未认识了朋友的妻子孙铭并做了好几年的搭挡，我们经常俩人几个小时的发牌细究，这牌怎么叫？叫完了怎么打成？敌人插叫怎么对付？我们又怎么去捣乱？怎么能打宕敌人的定约？再将有意思的牌全部做笔记，经常翻阅，力求相遇不难，这对以后打牌时的快速决断受益匪浅。
以后有了书，书就成了必须这样叫、必须这样打的“圣旨”！至今还能听到“书上这样说的”的怪论，就是那些只讲“戒律”，不要灵活的人的死穴。书极其重要，没有完全不行。至今有三百多本桥牌书，有的书我能看三十遍以上，每读一遍都有新的体会。但书又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且如果只照着尤其是学牌初期的一本书走，必将踏步不前。书要辩证地看，有分析地看，至少学有心得地看。可以不用，但不能不知，一旦用了，要严格遵守，实践之中，可适度调整，这样，才能对付千变万化的牌型、位置不同的分布、水平不等的对手。
有了比赛，桥牌变得更有意思。没有人为垫底参赛，也没有人不想赢得优胜。错误是牌桌上最常见的，失误可能伴随着打牌的整个过程。我曾为一场或一副或一张牌咆哮如雷（借此向所有我“伤害”过的朋友致歉），但我早己心态平和，任何人的闪失我均能接受，同时，我也不停地闪失。原因是我自认知道了桥牌：她是一项智力游戏，但绝不是所有赢得优胜奖杯的全是“超人”；她适合所有人参与，但赢得优胜奖杯的人必然为此付帐最多；她多数时候不是比谁打的漂亮，而大多数是比谁的失误率低；她取决于同伴间的良好配合，绝不偏爱不信任的争吵。
现在，我更乐于教像我当初一样一旦知道了桥牌就想认真学桥牌的人学习桥牌，也更乐于发现内中有一位最好有几位极具桥牌天赋的人，不指望非要成为世界冠军，只要为他（她）们的生活增添乐趣，只要他（她）们说：“我喜欢桥牌”。
桥牌，给我的快乐远胜于其它。
告诉你：桥牌，认识她真好！(作者：于今朝)